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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极端天气在全球范围内屡屡出现，热浪、干旱、冰雹、超级风暴、强风、洪水等气候灾害频繁降临人类生活聚集区；野火在多地肆虐，严重威胁生态系统的稳定；内涝、山洪、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冲击着正常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秩序。在我国，近期强台风和超强台风席卷沿海地区。进入6月后，我国多次出现区域性高温；区域性极端高温和区域性极端强降雨也在7月交替出现。北京遭遇了140年未见的大暴雨袭击，海河流域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，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和超警洪水。据专家推测，未来极端天气等生态不安全现象持续发生的概率会越来越大。这提醒我们，需要建立起大生态安全观。

从传统安全观的视角看，人们看待安全问题往往只与经济安全、社会安全和军事安全等联系在一起。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后，科技安全成为一个公众关注的新焦点。相对而言，尽管生态安全早已被提出，却没有引起全社会的广泛重视；对于以自然灾害为主的生态不安全现象，往往经过了“灾害发生—全民救灾—社会恢复”的过程，却缺少从大生态安全观上进行深刻反思。人们在电影院看了灾难大片后，往往沉浸于短暂的震撼之中，但如果发生更大的生态安全问题，我们有没有能力应对生态不安全给社会发展和人的生命带来的冲击？如果我国的气候格局出现由“南涝北旱”向“南旱北涝”转变，城乡建设、农业生产该做什么准备？对于这些问题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反思。

传统意义上的生态安全，对小国和大国的影响不尽相同。如果出现区域性的生态“要素不安全”，对小国的打击是巨大的，对大国来说尚有回旋余地。如果出现全球性的生态“功能不安全”，则无论国家大小都难以走出生态危机带来的极端影响。当前地球的生态系统是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，随着这个生态系统不断地从“要素不安全”向“功能不安全”演化，将会触发生态系统适合自身生存的临界点。一旦气候变化超过人类生存的极限、南北极及环喜马拉雅山的冰雪消融、海平面上升、平流层漂移、小行星碰撞、太阳磁暴、周期性小冰期变化、大规模火山喷发、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崩溃等，地球表层的生态系统就会彻底改变原有的状态。

鉴于此， 一方面，我们对来自宇宙、地球表层演化的自然因素带来的生态“要素不安全”要有科学理论和技术应对方面的充分准备；另一方面，我们当前更要重视人类活动影响超过自然界演化影响带来的生态“功能不安全”。

人类活动在未来可能对地球造成更大程度的影响。工业现代化带来了经济全球化，20世纪末以来，人类活动的影响首次超过自然界演化的影响，进而给人类社会带来严重的资源危机、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建立起一个不断完善的生态安全机制，对维护地球这一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负起应有的责任。

我国在顶层设计层面已经把生态安全问题列为要面对的重大课题。《国家安全法》就强调重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，《“十四五”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提出切实维护生态安全，各部门和行业的“十四五”规划也分别就各类生态安全作出规划。

生态安全作为一项非传统安全问题，还需要更加完备、有效的应对策略。首先，要从观念上在全社会树立起大生态安全观。应当认识到生态安全的重要意义。生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始终处于基础性地位，是核安全、网络安全、文化安全、社会安全、政治安全、生物安全等其他安全的基础和载体。因此，提高生态安全意识十分重要且必要。其次，不断整合和完善生态安全规划，尤其在人口密集地区和重大项目的选址上，应当遵循生态安全原理和规律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科学规划、严格执行。再次，建立日趋完善和与时俱进的生态安全问题应对机制，构建生态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和强有力的生态安全协调机构。这样有利于在出现生态灾难时，避免以邻为壑、“政治正确”、环境成本外部化带来的次生灾难。最后，在全社会普及生态安全的基本知识，有效提高公众应对生态灾难的能力。

（贾卫列，作者系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副院长，布达佩斯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心研究员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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